手机晚报：安卓版本占比公布 刺激战场今日停服

所以，德治和法治问题，实际上就是怎么给法律套一个具有本体性质的价值观的问题。

三基本既内在地蕴含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备而严谨的理论体系之中，又合理地表现为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种学术新范式。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

[1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51]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管党治党的总体部署，党中央加快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条例为主干、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保证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提高了制度的整体效能。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是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这篇讲话在《求是》2019年第4期发表时，作者确定的标题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200]习近平：《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2016年5月15日），载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二要优化立法职权配置，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确实，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传统。

我们除了把要社会纳入到法律思考、法律实践之中来分析，还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为道德是抽象的概念，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甚至带有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我自己感兴趣的倒是道德的几种不同功能、不同类型，至少有两种值得特别的关注。所以，从秦朝开始就设置专门的官员来负责法律的解释，来负责法律实施的监督，这种注重监督的思路一直延伸到今天，表现为越强调法治，就越要加强监督权。

如果说，这篇文章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话，或者说我以读者的视角来评论，有几点是想向梁老师请教的。面对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知识界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做出应有的调整去互动，理论如何联系实际，这值得思考。

这方面，我们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其实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再加强一下他很擅长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可以对德治做更深入、更有时代感的分析。特别是在近几年，一些核心国家行动者的传记、回忆录或年谱都已经发表，其中有非常大的有用信息，我认为梁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把这些材料也利用起来…… 第二个，国内，尤其我们这年龄的人，早期都被文革整怕了，但实际上文革也是有法的，只不过这个法系太糟糕，导致整个乱套了。有意思的是，礼教派虽然主张保留礼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也接受法理派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分类，把礼、法关系说成是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事实上，形形色色的衍生产品出现，各种各样租赁方式的出现，各种产权界定、分解、重组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任何古典意义上的完整的所有权概念不再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反之，是资源配置的现实过程在推动着所有权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程序性的法治观，它倾向于把法治同法治所保障的价值分开。他成名于1980年代后期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相对来说一直采取宏观视点，在人类历史的框架里分析中国和西方法治思想演变的轨迹。再有，到底是从外部的社会行动者还是内部的国家行动者入手？梁老师决定从内部的一些核心的国家行动者入手。

但无论如何互惠意味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包含情境伦理，这一点是非常显然的。第一，两种不同的法治观。

这段时间中央又在巡视了，这个巡视是一个全面的政党机体的健康检查。在这里，德往往会联想到什么词？回答是仁。

在西方，公与私是截然分离的，但在中国，公与私是密不可分的，一圈一圈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在这里简单说一点。对我来讲，这样一些经历对理解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就像是打牌，要算算大牌小牌，而相比于社会行动者来说，国家行动者手中全是大牌。相对而言，其他文章不但篇幅小一些，讨论的问题也没那么宏观，有些还是个案研究，比如对《劳动合同法》的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境中，实际经济生活中运行着的产权与法条意义上的静态所有权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消解知识界与当局之间存在的认知鸿沟、话语鸿沟的积极尝试，不论是否能够推进形成真正的共识，至少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和理解。鼎新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黑箱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研究方法。

在这本书中，梁老师把历史叙事（时间逻辑）和结构叙事（结构逻辑）整合了起来。当下知识界、思想界讨论很多的何为中国问题，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

检查出来的问题必须限期整改，上级要回头看，也就是杀回马枪，类似于治病后的复查。但问题是，大家还很不满意，对吧？其实，应该说中国这些年在法律方面的建设进步也不少，但大家也不满意。

锄强扶弱，伸冤雪恨，这也是中国式法律秩序一个重要的正当化的根据，在现代社会，在治平兄的这本书中，伸冤就体现为申诉和信访。我基本是把这些文本和话语当作一个客观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解读。在网络结构中存在复杂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关系，也就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沟通过程，而沟通过程和沟通过程之间又是连接在一起的。就《论法治与德治》而言，执政党在什么时间出台了什么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后果，变成了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个政策出台不是几个人随机决定的，行动者背后是有一套结构逻辑。

这是我觉得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按发表时间，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是我在1999和2015这16年里的相关文章。

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法律能够严格实施，结果势必加强国家权力，很容易在实际上出现国家权力的各种各样的担纲者扭曲法律的流弊。在这样的网络社会，很难推行那种令行禁止、一以贯之的法治。

梁老师就属于后面这一类。这就是西方式现代法治的基本制度设计方案。

但它现在要重新接上传统，这个转变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注意。通过庭审中的辩论和理由论证来监督法律实施的状况，这时监督的成本是由当事人自我负担的。这本小书在讲法治基本概念的时候，也讲到两种法治观，一种是实质性的法治观，就是说它被赋予了各种价值，比如民主、人权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两篇文章，还有这本书里的其他文章，做的就是这样的尝试。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也有认为是非法治的，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礼治，那是一个理想型的乡土社会的秩序模式。

一定程度上说，经济是硬约束。在现代欧美的法学理论中，在面向现实寻找正当性根据时总是绕不开道德。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批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的典型做法是这样的：用一套主要是外来的法治定义和标准来衡量这套官方论述，看它们够不够得上法治。这种态度和立场跟刚才罗校长讲到的学界中常见的一些做法不大一样。